郑州市轨道交通条例出台 折叠自行车或可带上地铁

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

尽管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慎重，避免机械搬用，但我还是认为，两种世俗化的思想对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变迁，极具启示性与参考价值。[7]哈贝马斯指出，尽管封建制度的个别特征，如君主的印玺等，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或者说，国王的权力有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如各种符号和仪式），但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它毋宁是一种地位的标志。

在阿伦特看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在古希腊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在私人领域实现自己生命的繁衍和私人经验的满足，在公共领域从事非功利化的、以彰显自己的卓异性为目的的政治实践。极权政治的解冻，邓丽君等歌曲的传入以及内地流行歌曲的崛起，让人们顷刻间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仿佛开启了另一种投入全新生活的情感。90年代的大众传媒与绝对隐私的讲述者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方面有着深度的契合，而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正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而公共领域则以人工物品组成的世界为其物质形态，以平等、自由的交往（言行）为其实践形态（这种实践被阿伦特称之为广义的政治），以超功利性为其价值形态。

[24]作者做出此等高度评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无条件地、非历史地把去政治化当作社会进步、个性解放、文化多元化的同义词，赋予其积极的对抗主流的功能，甚至把媒体主管部门对性爱隐私话题的放任自流乃至暗中怂恿，也看作是公共空间与言论自由扩展的标志。[19]叶开《单卡录音机里的邓丽君》，《美文》2011年第3期。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没有习近平这么高规格、高姿态地重视儒家文化，实际上关注儒家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枕戈：中共用了一个词语——治理。杜钢建老师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算是比较全面的。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也面临整个政治社会共同体该如何建构，国际关系该如何建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应该说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文明之上延伸出了相应的文化形态，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敬天爱人、众生平等。

至于以后会不会把儒家文化跟体制结合得更紧密，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这个状况下，大陆新儒家也必须呼应着大陆目前的实际状况。

因为新加坡只有600多万人口。他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这种心态就不儒家。还有其他的民主党派，虽然民主党派很难有作为，不太可能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但是会是国家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道家和佛家给儒家放松一些，消消毒，未尝不是好事情。

至于说怎么做，就是好好去面对那个世界的事物，实事求是，让更多的资源放进来思考。这是怎么做到的？它是一个过程。至少我们拥有这些观念。所以，中国虽然没有选举民主，但有科举民主——一套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枕戈：杜钢建老师的思路，一方面把儒家的道德话语向现代法律话语转化。但是不止这些，当代新儒学发展到唐、牟、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这样，但在他们之后，比如说我主张公民儒学之后，思考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

至于说西方的多党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不一样的形式而已。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儒家如果能够不完全依赖着政治人物而在民间也能生长，这才是重要的。

现在党校里面也开设传统文化的课程。所以，不应该因为李明辉所引发的一个虚假问题而成为问题，他讲的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枕戈：建立在对中华文明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远古时代，中国的道文化、道家文化应该是发源最早最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太昊伏羲。再者，他不能代表台湾新儒家，至少台湾的儒家相当多元，几乎都不统一。中国固有的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其一是引进了工商业文明，这和我们原来的生产方式完全不一样，其次是引进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这些理念及其制度。周敦颐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嘛。

在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很重要。只要一步一步走，一定能融进来，这没有问题。

以前大家都争着打天下，现在有什么天下好打的。因为太执着的话最后会导致斗争，斗争就会两败俱伤。

大同思想网的格局可以很广，可以从事和推动国际的文明交谈、对话、互动，也可以落实宪政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扎根于整个社会，一个公民的良善社会怎么养成，公民良善社会的君子之道该如何养成，公民之道该如何养成。能不能不碰政治，就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显然不可能，但是可不可以最低限度回避碰到政治和权力。

台湾搞民主，开始时也是从县市选举开始的嘛。枕戈：新儒家的倡导者，大同思想网总编。台湾还有多少人，你又没找他们来谈，你们只是几个新儒家的学者。第二，暗度陈仓，把民主的价值理念更好普及了。

   大陆新儒家应更开阔一些。而神农炎帝时期，有一部宪法典叫《神农炎帝政典》。

   枕戈：大陆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个所谓国师的概念了。枕戈：李明辉说他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每个儒家学者心中，对儒家有个基本的要求和标准，您心中的儒家应是什么样子？ 林安梧：你在微信上跟我说，想做大陆新儒家和台湾新儒家对话的活动，我心里想着也可以，但是兴趣没有很高。

   枕戈：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台湾的政治是民主政治，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对某一家特别地推崇。而且左派右派吵起来，就是你死我活，要用暴力来夺权。

我觉得可以，国师应该是很多元的，它不是具体的一个人，它是一个idea，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等各种传播的渠道和方法，人皆可为国师。如果天地君亲师这样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家里能够立起来，有神圣教养的空间，这样就会好很多。曾国藩虽然没有理论方面的建树，但若从事功的角度讲，他显然可算近现代以来首屈一指的儒家人物，政治、军事、工商富民都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康梁都为之逊色，而更多的新儒家人物，基本上都还只是描绘理论蓝图，纸上谈兵。就好像英国的皇族一样，他没有办法影响到政治，但是可以做一些事。

宁可名声小一点，做更多实际的工作。现在就是干完10年就走，没干好呆5年，干得好的话10年一定走人。

包括西方的文化，比如自由主义、左派思想，也会兼容并蓄进来。最近复旦大学的刘清平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反映。

   古代儒家当然说天子代表了天意，这就是合法的。枕戈：2012年11月，我们举行秋风、杜钢建对话儒家宪政，千年学府演绎‘新朱张会讲的大同学术会讲时，杜钢建老师发表了一个观点：箕子陈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